1968年12月,哥哥第一个报名,作为武汉市的第一批知青下放到湖北省最偏远的山区远安县。哥哥破天荒的行动,出乎人们的意料。哥哥在学校不是头,也不在尾,素来不善张扬,很少引人注意。当时,学校的老师将哥哥写的下放申请书用毛笔写好,贴在汉阳钟家村最显眼的地段,以作示范。

哥哥在家排行老大,极为懂事,是父母的得力干将,他这一走,母亲很难过,但对于当时的形势母亲十分理智,只得把心酸藏在心里。

哥哥走的头一天,母亲为哥哥下了一碗面,打了三个糖心蛋。哥哥很领情,他知道如不吃下这碗面,母亲会更难受。谁知哥哥吃第一个蛋,苦得不能进口,母亲在旁不由得感叹:“蛋苦意味着孩子的命苦,是下放生活苦难的信号……”哥哥见母亲触景生情,再看着我们在旁几个弟妹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儿,毫不犹豫地吞进了那枚苦蛋,随后吃下的两个鸡蛋就再也没有苦味了,便安慰母亲道:“今天吃蛋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道理,下放虽苦,但苦中有甜,苦中有乐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啊,好日子在后头呢!”十七八岁的大哥就有这样的见识,实在难得。

第二天,哥哥独自踏上了下放的征程,为了避免母亲的伤感,事先他就与母亲约定好,不让其送行。在迈出家门的那一瞬间,手提木箱、背着行李的哥哥连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。我望着逐渐走向远方的哥哥,心里酸酸的,泪水顺着鼻子的两端流下。

在哥哥下放的日子里,母亲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,几乎每天哭到12时转钟,母亲的哭声在夜深人静时,惊动了周围的人们,也震撼着我的心。小时候,父母在外劳苦奔波,无暇顾及我们,哥哥是名副其实的内当家,每天早早起床,叫醒弟妹,买来早点,安排就餐,自己却煮一点头天的剩饭过早,帮父母省钱。哥哥不仅人品好,且多才多艺,琴棋书画,样样都会。《梁祝》、《赛马》、《江河水》等名曲在大哥的琴弦下有如天籁。我偶尔和哥搞点民乐合奏,他拉二胡我弹三弦,引来邻里观看,我的演技不如大哥,但哥哥的光辉折射在我的头上,给我以自豪感。

不久,哥哥来信了。介绍了知青插秧、割谷、双抢、挑沖担等农活及乡亲们对知青的照顾,叫父母不要挂念。可母亲始终不放心,她知道是懂事的儿子在安慰自己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她仍然哭诉着远方的儿子,天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两年后,哥哥凭着过硬的表现被第一批推荐回城并分配到武汉内燃机厂,但天老爷不饶哥哥,远安县因洪水受阻,招工单位车辆无法进去接回知青。得知实情的母亲,悬着的心提到了喉咙管。大约又过了一百多天,哥哥被再次推荐回城分配至青山一企业当了一名驾驶员。

哥哥终于回到了故乡武汉。在我看来,哥哥是被母亲哭回来的。母亲的夜夜痛哭,感天动地,她哭诉着可怜天下父母心,呼唤起阅尽人间沧桑的人们,回蕩着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。她终于哭回了下放的哥哥。